新时期，中国主流媒体的受众正在经历类型变迁、代际更迭与需求转向，随着“电视主导型受众”向“网络主导型受众”转变，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新生世代正在形塑主流媒体受众新生态。本文基于2013—2024年十余年间中国受众调查的相关研究成果，依托复旦大学开展的“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等项目数据，通过混合式研究方法分析新时期的受众需求和社会需求。本研究认为，主流媒体需要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与长远发展，动态适应受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新变化，超越信息供给，在观点引导、情绪共鸣、价值联结与关系建构方面深度发力，将“信息市场”拓展为包括信息市场、观点市场、情绪市场、关系市场的四维融合市场，在全新的受众生态中重新寻找主流媒体的新定位。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面向网络新生代的内容创新实践，为主流媒体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供给系统性变革提供参考借鉴。
当前，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多侧重于技术升级、平台运营和整体结构优化，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能动性与发展需求关注不足。本研究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境遇为切入点，强调“人”作为系统的关键要素是提升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效能与可持续性的核心动力。基于对21位一线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及10位高校学者的焦点小组讨论，本研究揭示了新闻从业者在系统性变革进程中面临的四重困境：职业理想失落、制度公平不足、内容使命偏移、技术支持缺位。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引入“以人为本的组织综合框架”,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遵循人本价值，重构“人”与组织、制度、内容、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实现系统效能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抗战，其中对日宣传使侵华日军士气下降，逃兵增多，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宣传实践中尤其注重话语建设，“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面开展日文教育，士兵大都能呼喊几句日文口号、唱几首日文歌曲；积极训练并利用日本俘虏，领导他们开展通过母语的共情式对日宣传工作；在对日宣传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改进对日宣传话语和口号。对日宣传话语建设在侵华日军中产生了积极效果和广泛影响，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本研究以媒介治理与技术动员为理论关切，通过媒介考古与档案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广西的电影媒介技术实践。研究发现：在民族救亡的政治共识下，新桂系当局、国民政府与中共南方局共同建构了“影院动员—流动放映—跨境传播”的三维电影技术网络；电影装置成为战时多元政治力量协同推进抗战建国的媒介平台；苏联技术主体的跨国参与则助力形塑了国际反法西斯视觉共同体。研究揭示：战时电影技术网络的空间配置、技术标准的制定运用以及跨国放映的实践，共同构成了媒介技术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物质路径。八十年前抗战时期的广西经验，不仅丰富了战时大后方文化研究的地域图景，更呈现了电影媒介技术服务于战时国家动员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协同机制——技术装置既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工具，也映射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借助“技术政治”视角，本研究进一步剖析了放映技术标准、观影空间布局等传播基础环节所蕴含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意涵。研究结果为理解媒介技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治理功能与动员效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注脚。
本文以《新疆日报》的576篇抗战胜利报道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新疆日报》抗战胜利集体记忆边疆书写的主题框架与报道策略。研究发现，《新疆日报》抗战胜利报道的主题框架主要有日本投降喜讯、举国欢庆胜利、抗战胜利庆典和战后边疆建设。通过综合使用多种体裁形式开展立体化报道、共赴国难与同庆胜利相结合的双重情感动员和将抗战胜利归因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等报道策略，将新疆各族民众的个体记忆融入国家叙事的整体框架。
美国TikTok法案支持者选择在“中美博弈”外交议程里放大中国对美国“数据安全”“舆论操纵”甚至“未成年人保护”的威胁，法案反对者则或回归“数字社会治理”内政议程，质疑法案解决“社交媒体平台规制”问题的适用性，或在“中美博弈”外交议程里担心法案让“开放互联网精神”口号落空，或在“公民权利”法律议程里抨击法案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须经“合宪性审查”。若TikTok被迫中止在美业务，这将是反驳美国“开放自由互联网”主张的鲜活案例。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方法，对YouTube平台上洋网红所创作的中国乡村Vlog及其与粉丝间的互动文本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洋网红通过兴趣凝结、数字叙事、准社会连结等机制对乡村地方知识进行加工、转译与传播，显著增强了国外受众对中国乡村形象的认知深度与接纳程度。进一步地，本研究对“数字桥接劳动”进行了概念化阐释，不仅有助于揭示平台技术的发展如何激活网红跨文化表达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且为平台化时代的国家形象传播带来了一些启示。
本研究基于情感可供性理论和启发式—系统式信息处理模型，探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中外主流媒体与草根用户在中国环境议题传播方面的内容差异及传播效果。通过对2985条帖子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相较于外国主流媒体较多关注气候变化等主题并使用“问题框架”,中国主流媒体更关注环境治理等主题，并采用“行动框架”;在草根用户的传播策略上，中国草根用户的内容框架与情感倾向与中国主流媒体较为一致，而外国草根用户与主流媒体存在策略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传播主体的媒介策略如何影响用户的情绪反应及转发、评论等互动行为，揭示了多元舆论主体如何共同塑造中国环境议题的国际传播格局。
本研究以审美信息处理模式建构分析框架，借助认知网络分析(ENA)方法，聚焦青年群体加工AIGC的认知网络及其特征，探讨基于AIGC的认知交互和协同路径问题。研究发现，与人类创作相比，青年对AIGC表现为“质量—心理”模式的表层加工，未能激活意义制造、社会价值、期望确认及共鸣等深层认知要素。同时，不同年龄组别的青年对AIGC认知网络形成“刺激性加工”“情绪性加工”“认知掌握加工”等不同深度模型。对绘画和文字新闻、诗歌、音乐、播音作品等不同类型AIGC,青年认知网络呈现出分别由“选择性”“感知质量”“创作者能力”“心理变量”主导的不同模式。基于此，本研究展开对增进人机沟通效果与认知加工深度的可行实践、认知复合脑下的智能素养与人机协同进路等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在职青年社会心态调查(2022)”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资源与数字素养层面的可及性限制对网络平台使用沟的解释都较为有限。相较而言，资产与收入相对水平的组合类型对人们依赖何种类型的网络平台存在显著影响。相较于低收入低资产青年，高收入低资产青年更倾向依赖娱乐型平台，低收入高资产青年更倾向依赖新闻资讯型平台，高收入高资产青年则更倾向依赖公共讨论型平台、更不依赖社交型平台。不同财富结构会将个体置于围绕闲暇、压力、动机等多重面向的需求情境，从而带来人们在线信息活动上的惯习差异。本研究的发现凸显出数字不平等的形成与深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可及性限制问题，也是一种结构化的需求与惯习问题，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超越资源多寡这一传统序次逻辑来审视数字鸿沟的迫切性。
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技术特性、用户构成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认同的效果。本研究以俄乌冲突为研究案例，对Twitter、微博、Quora和知乎四个平台的655102条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并从可供性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结果探讨。研究发现，具备相似技术特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吸引了拥有类似职业背景的用户，并显著影响平台内的信息认同程度，呈现出相近的高阶可供性。Twitter和微博这类以快速信息传播和高互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短文本平台吸引了众多从事媒体传播职业的用户，其发布的信息通常获得较高的传播量。Quora和知乎这类以知识问答和专业讨论为特点的长文本平台吸引了大量从事计算机和数学相关职业的用户，该群体发布的信息也获得相对较高的认同度。此外，每个平台的核心用户职业群体会在相似技术特性下保持一致，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使其用户职业构成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偏好，这表明了技术特性与文化背景在塑造平台用户职业构成方面的双重作用。
在本次专访中，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教授以“互联网接口”(internet interface)为分析框架，剖析了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再到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s)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如何逐步压缩用户自主性，强化算法与数据库背后的“接口权力”(interface power)。卡斯特指出，随着人机交互从“自主探索”转向“被动接收”,权力愈发集中于掌握核心算法与数据源的少数组织。在此基础上，卡斯特深入讨论了AI接口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及数字主权挑战，并呼吁建立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全球监管框架和开源“竞合”(co-opetition)机制，以降低算法不透明带来的心智操纵风险，维护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公平。他还结合其“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经典理论，以及在西班牙担任大学部长的实践经验，强调在未来数字社会中，技术治理必须以人的自主与公共利益为核心。
<正>作为新媒体环境下激活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的重要举措,媒体融合一直是近年来传媒业变革的关键词。历经十余年的持续推进,从“换装”“换阵地”到局部突破、体系建构,我国传媒业的这场大变革已逐步扫清外围,开始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系统性变革”由此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关键词。何谓系统?回应这一问题需要从我国传媒业当前所处的社会场域整体着眼。